刚刚看完《驴得水》，现在边流着眼泪边打着字。真的哭的稀里哗啦，不带一丝夸张，这是一部看进去就难受得不行的片子。
最让人难受的，不是天降苦难也不是无望灾祸，而是对人性黑暗处的绝望和无法反抗的心酸与愤慨。
真正的痛苦，就是将你相信的美好活生生血淋淋地在你面前撕裂，然后残忍地告诉你：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一个谎言的开始就是无数谎言的起源，因为每一个错误的蔓延都是致命而残酷的，你不知道与之陪葬的代价有多么大。
电影开始的基调诙谐而搞笑，甚至有几许平淡，让我一度对那个黄土高原下一排土屋五个人加一头驴的故事不怎么期待。但是，当镜头慢慢转到铜匠，情节慢慢发展，人物的性格愈加鲜明后，观影的情感便代入进去了。这部电影里面的人物表演真实而自然，没有矫情造作，也并没有故作搞笑。
看的时候，我是真的被带动了。
最开始的落泪，是蓝天白云下，张一曼在土屋面前穿着浅色的旗袍，明明只是剥着大蒜却让人觉得美得出奇，唱着那首歌。憨厚老实的裴魁山站着说：一曼，我喜欢你。我想娶你，和你一辈子过日子。
风轻云淡中
看到一部好的电影和遇到一个对的人一样，也需要恰逢其时，恰逢其时才会金风玉露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人与人如此，人与电影亦如此。像一个巨大的吸盘让人沉溺的电影并不多，上一次是很久以前看昆汀的《低俗小说》，昆汀暴力美学之后隐藏的生活巨大而自然的巧合感，让人惊讶又惊叹。当然，在这里说《驴得水》和《低俗小说》并不是说二者当中有多大联系，昆汀和周申、刘露玩的并不是一个套路，但同样是年轻导演，对自我的坚持，对电影的忠实相差无二。
故事发生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这注定是残酷的一年
2016年10月30日，头一回采访任素汐。文章写于11月初。
看完《驴得水》，迷上张一曼。明媚阳光下小曲一唱，蒜皮一洒，再浓重的阴云也丢到了时代背后。
相比之下，在预设的崩坏过后，男性角色一个个跪在了底线下方，龇着人性的丑陋。衬的，更是一曼们的纯澈。
驴劲演绎
当一众男性集体崩塌后，《驴得水》里的女性就格外耀眼。孙佳是导演周申与刘露站立场的落脚点，铜匠媳妇儿则凭一股悍劲儿，扶了一把被男性踏破的现场。
但要说最得人心者，还数女主角张一曼。既能用连珠的荤段子把几个男人逗得束手无策
下面部分还没有涉及剧透：
首先这不是一部喜剧，我个人认为也不是黑色幽默，因为没有自嘲而只有强烈的讽刺，不是我对黑色幽默的理解。这部电影是一部带有强烈负面剧情的电影。通过将整部剧中最美好的事物打碎来塑造故事。
其次，这个电影不适合小孩看，尤其是后半段剧情开始沉重的时候，全场会发出笑声的只有小孩——他们没有理解导演的剧情。强烈的性暗示，人性在枪口下的扭曲都会对小孩子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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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部分涉及剧透：
我没有讨厌沉重的剧情，我只是讨厌冠着喜剧的名头，但实际上后半部是悲剧的电影。铁男在枪口下丧失了自己的骄傲、魁山从一个敢爱的人变成唯利是图、铁匠从淳朴的穷人到贪欲无限、一曼从无拘无束最后疯掉然后自杀、校长本来就看透了这个世界而继续卑微的活着。
我也愿意被感动，之前《我的战争》就是为了被感动而去看的（虽然没怎么被感动到），但是把喜剧拍成悲剧这不合适，家长带着小孩看了这样一部剧，就像我去电影院看迪士尼的动画，结果看到的却是一部恐怖片，真的会开始怀疑人生
江湖中曾经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别人看。
于是乎，太多的影视编剧们都受到了这句话的启发，乐此不疲的毁灭着我们认为美好的东西。于是乎，我们看到他们写的爱情，堕胎了，分手了，出轨了，小三跟正室撕逼了；我们看到他们写的亲情，至亲反目了，孩子抱错了，父母绝症了，遗产被抢了；我们看到他们写的人生，中年危机了，生意破产了，朋友背叛了，官僚作怪了。
他们饶有兴致的搜集来生活中那些最令人抓狂的事情，一股脑的塞进剧本里，而笔下的人物，则好像被绳子吊着，让生活的狂风暴雨不停的吹打。
他们的观众们，在欣赏完他们的作品后，着实被吓得不轻，纷纷跟自己的子女和亲朋们说，生活很残酷的，女孩很现实的，婆婆很专横的，做生意是会倾家荡产的，关系再亲也是会因为利益反目的，说着说着，不知不觉间，我们好像慢慢的就变成了这样的人，现实、专横、追名逐利。
而这部驴得水，给我的感觉便是如此。
对于这类批判平庸之恶的影片，的确有很多深刻的佳作，比如姜文的鬼子来了，比如拉斯冯提尔的狗镇。他们的共同点
之前看了一篇文章，《驴得水不是什么好电影，张一曼也不是女权主义》，是从文本层面分析影片，基本观点认同。尤其是对于“恶”的展现毫无“克制”和“净化”的观点，可以说很准确的找到了描述的语言。
从电影的基本属性而言，也存在很多问题。
可以说是不及格的。
首先是声音的处理，在影院的体验可称灾难。单薄的环境音完全无法体现故事所发生的真实环境，几乎每一场戏都只有清晰的台词独自承担影片所有信息量——这也是被诟病“舞台感”的一个重要原因。（“舞台感”本是个中性词，在这里真的是贬义。）另外，在烘托情绪方面，本来大有可为的声音也几乎缺位。举一个例子，张一曼第一次送别铜匠，交换“信物”转身离开，铜匠在她身后唱起蒙语歌谣一段，镜头的运用显然是想由客观过渡到主观，借歌声表达情绪兼具转场——这是最基本的视听语言技巧，但是歌声的处理几乎平白，没有任何进入主观音乐的升华处理，可以说完全失败。当然，也许有人会反驳就想要朴实的歌声，可拜托在我亲耳听过的蒙族朋友的现场歌声中，任何一个都比这个声音富有感染力。
“驴得水”一场男权与女性意识的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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