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时候在想，纪录片这个领域可能真的能更直观地探到导演才华（对电影媒介的理解度把握度）的底，当然也不是越花哨越强的意思，而是…咋说呢……当面对事实，也就是拥有某种意义上的实体的事件的时候，每个人面对的对象是一样的，而又因为真实世界无穷的广度，你观看（呈现）这一对象的视角（手段）又是无尽的，这时候对应了其内在世界的所选择视角（手段）就有直观比较了，比如我就知道让我去拍任何一个博物馆我是打死也想不到像索科洛夫这么去拍的，太绝了
这部有PPT嫌疑的电影是由俄国人压力山大古苏若夫拍的。在电脑上只看了十几分钟然后开始昏昏欲睡。他絮叨无比的旁白是最好的催眠曲。不过这次在影院我却看得津津有味，兴趣盎然。
他的前作《俄国方舟》还没看，据说这部电影与前作风格极类似。
导演一直坐在一间书屋里对着一台电脑或者一堆资料深沉地思考。那艘装满了博物馆宝贝的船与他断断续续地联系着，那就是他思考的全部，文明的结晶人类智能的精华在暴虐凌乱的历史中何去何从？
他先请教俄罗斯的两位己经永远不会说话的文学大神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契诃夫的那句话像预言一样贯穿全片：在浩瀚的大海上，一浪高过一浪，它们残酷无情，毫无悲悯。这就是历史巨轮下的人类和他们创造的辉煌精美的文明共同的命运。
但是卢浮宫似乎成为了一个例外。德国人占领巴黎后居然与法国的公务员合作，一起保护卢浮宫里的艺术品不被运往德国那些嗜血同时嗜好艺术的战争狂手中。
巴黎因为有卢浮宫而成其为巴黎。站在凡尔赛宫的皇家寝卧前，法籍中国裔三代移民导游向我们介绍，从路易十四开始甚至更早
醒醒，安东•巴甫洛维奇，假如您还能醒来的话，请睁开眼睛看看您的剧中人忧郁地眼望着的未来，所有与幸福、与高尚的工作一道如同咒语般念叨着的未来，在一百年后如何变得更加虚弱。残忍的19世纪末业已过去，而人类居然平安渡过了又一个残忍的世纪末。
契诃夫并未醒来，还有托尔斯泰，叙述者挽歌般的俄语旁白所唤回、所对话的幽灵没有一位属于俄罗斯。影片自始至终来自作为导演的索科洛夫的俄国人视角（讨论有关这部电影的任何内容时都应切记），而法国是映出了俄罗斯长久的文化焦虑的一面镜子。谈论巴黎即是谈论圣彼得堡，谈论卢浮宫时，冬宫始终作为一条平行的暗线隐伏于叙事的背面，“这博物馆的价值远超整个法国……谁能想象没有卢浮宫的法国呢？谁又能想象没有冬宫的俄罗斯呢？”而谈论上个世纪众多大浩劫的其中一场中不设防的安全孤岛，也即是谈论本世纪。
“什么在眼前等着我们？”
“自由，平等，博爱。”
“我亲爱的玛丽安娜，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自由，平等，博爱，戴红帽子的法国女人如同受到某种启示般出神地说
所有伟大的虚构电影都倾向于纪录片，就像所有伟大的纪实文学都倾向于小说。
——让-吕克•戈达尔，1985：181—182
一、
戈达尔的这句话已经为我们标示出一个悖论：虚构将抵达真实，追求真实将自身瓦解。我们也许可以举出两部电影来说明这一论点：《阿玛柯德》与《少年时代》。（扩展阅读：http://movie.douban.com/review/7373465/）
这种现象，尤其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后，不断被揭示出来。新现实主义在影像真实性上所带给我们的有两点：基于理念变革形成的制作新方式，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自由创作等等；同时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电影在还原现实的感知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后者被另一一场运动所标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道格玛95运动”追求手持摄影的真实质感让影像在捕捉现实的能力上迈出了一大步。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当影像不断地“真实化”后，某种自我瓦解便在内部产生。电影看起来与纪录片越来越接近。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被欧洲电影人所预见，而是借助几乎发生于同时的伊朗电影人的一系列杰出创作被告示出来。
这类思辨型电影很容易丢失色香味，陷入干巴巴的分析和说教。象征和隐喻是有的，但也皱皱巴巴，流于表面。
但我还是爱看它，它的有趣在于延续了俄罗斯对文明，对人类历史特有的凝视。
俄国人永远比欧洲其余各国人更关心热爱欧洲，他们的眼里永远遥望着一种宏大的欧洲历史命运，却并未在此过程中丢掉自身的独特性，反而神奇的淬炼出更加精纯的俄国民族特质。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不如此。
一面是大革命的自由空想，一面是铁与血的意志，欧洲乃至全世界将在这左右两种力量的拉扯下继续蹒跚而行。
德军占领的卢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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