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4月號新視聽雜誌
去年侯導掄下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刺客聶隱娘》，風光代表台灣角逐今年初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原本信心滿滿，豈料大啖閉門羹，連複選九強都進不去，國內一片扼腕之聲，有人不意外評審口味庸俗，也有影評人嚷嚷著奧斯卡無福消受侯導美學。
話說回來，九強究竟有多強？打從李安《臥虎藏龍》勇奪外語片獎，至今也才魏德聖的《賽德克巴萊》勉強逼近九強，最終亦沾不上入圍的邊。試問，這些年來國片真缺乏有力的種子選手嗎？並不是。那歷年九強實力各個皆讓人望之生畏嗎？更不是。
奧斯卡外語片項目明文規定投票會員須看完所有參賽電影，綜觀歷年趨勢，5、60年代，二戰傷痕情結不意外地廣泛激起一層反思的餘波，多年過去了，外語片獎項似也順水推舟，自成一個「戰爭反芻集散地」，獎勵對象多為戰後療傷系，或文化窺奇大觀，這現象硬要跟美國人的假慈悲扣在一塊，雖嫌苛刻卻不無嫌疑。至於跟大量的猶太裔影藝學院會員關係又大不大，倒是耐人尋味。
不論如何，這回代表德國出征
即使男主人公Radmann在片中大部分时间里如此认死理、不食人间烟火，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不容忽视－对纳粹在集中营所犯罪行的广泛关注始于1960年代初的法兰克福庭审（1963-1965）及前期调查（1950年代末）。虽然战时共有8000余名党卫军成员工作于奥斯维辛, 但若查罪个体，则受证据搜集能力所限，极其困难。因此，法兰克福审判时最终只有22人被起诉，庭审结果6人终身监禁，另11人获刑，轻重不一。德国国内的司法扮演了真相委员会。如果没有一群坚持正义，原则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调查与审判。
但原理原则又让人如此痛恨。对原则近乎洁癖的坚持几乎击垮Radmann。随着调查的进行，知道生父也曾为纳粹党员后，Radmann精神几近崩溃；他甚至对女友怒称德国人只配穿黑色丧服，指明女友父亲在不义战争中的贡献，得罪并失去女友。
「人間は愚かで醜い」（人愚笨而丑陋。原台词后还接一句，请爱这样的人）。这是日本法律题材剧‘legal high’里的主人公律师对人性中恶的洞察。某种程度上我很同意。社会条件、人的生物构造，让大多数人可以并且实际与丑陋共生
德国电影节宣传册的“主办方寄语”介绍到，本片“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检察官在二战之后勇敢揭露纳粹同谋者罪行的坎坷经历”。但我觉得其实不止，这部片子并不只是讲到了“勇敢”“坎坷”，还有这个过程背后折射出来的整个德国的政治现实和态度。
男主拉德曼是一个年轻的新人检察官，他认真，认真到了刻板的程度。他渴望通过法律的职业生涯追求正义，绝对的正义。
片子正是从他初任检察官开始。每天只能跟无趣的交通案打交道的他，在一次庭审遇到了违反交法的女主。当法官决定为拮据的女主减少罚款数目的时候，男主宁愿自己垫钱也坚持要求女主交齐罚款。略认死理，不喜变通，男主这样的性格才有了接下去的故事。
接着是记者格尼尔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到检察院指控一个教授的前SS成员身份。他请求检察官提出控告，并且在他们表示拒绝的时候略激动地指责了他们。然而检察官们暗示二战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提了，纠结这个事对大家都不好，何况现在德国好不容易走回正轨，不要伤害大家的爱国情感。
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第3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这是我第一次看德语电影，在巨大的高达四层楼的荧幕下，我坐在第一排，仰望着字幕和剧情，听着德语原声，静静的看完了这部电影。
对于这部电影，四星的原因在于，这部电影是一部没有悬念的电影，拍摄手法也没有任何猎奇之处，因为语言的原因，煽情的部分甚至于不容易产生共鸣。可是这部电影让我敬佩，为什么呢？这是德国人自己直面的历史，德国人审判德国人，本身已是一个震撼人心的事，现在德国人把他拍出来给全世界看，看他们的良知，看他们对于奥辛威尔监狱的漠然与正义感
【3星半，论对奥斯维辛及群体作恶这一课题的反思，本片并不及之前同类作品的深度，好在它意并不在此，而在对反思的反思】
关于奥斯维辛最著名的几句话中，包括德国犹太裔社会学家及哲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在《文化批评及社会》一文中的一句“奥斯维辛之后，作诗是野蛮的”。此句历来有不同解读方法，不过我想或许也可以这样解释，奥斯维辛已经撕破了西方文明温情和理智的外衣，把个体人性以及社会群体最丑陋野蛮的一面展示给世人，见识过这些之后再撰写唯美忧郁的诗歌，无非是种欺骗。
在这部电影中，欺骗人的不只是诗歌，更是孤独的青年约翰·拉德曼所面对的六十年代初的联邦德国，在战后同盟国力量的扶持下、总理阿登纳的带领下、全国人民的齐心奋斗下，在废墟上仅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一片新的太平天地，四处都是爵士乐、百事可乐、钟罩裙这些文化符号渲染出来的盛世气氛。另一方面，那些衣冠楚楚的社会精英、华贵可敬的贵妇淑女、淳朴勤劳的劳动大众共同建立起一座谎言的牢笼
缄默的迷宫：对历史坦然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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